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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四中党员学习材料——叶圣陶教育理论节选

作者:郑州四中   发布时间:2014-11-20

叶圣陶,原名叶绍钧、字秉臣、圣陶,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,现代作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,有“优秀的语言艺术家”之称。 1949年后,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、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顾问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。198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,享年94岁。叶老的教育思想精髓,大致可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:

   第一,旨在“做人”——这是教育的宗旨、目标。叶老认为,教育的宗旨不是别的,就是让受教育者学会“做人”。如果把受教育仅仅看作是读书,仅仅看作是读懂几本教科书,那是不正确的。读书,读教科书,只是一种手段,最终目的在学会做人。受教育,学做人,手段不止于读书,更不止于在学校里读教科书;出了校门,走上社会,接触各种各样的问题,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,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,都是受教育。在“做人”的问题上,应该是活到老,学到老,学无止境的。说到“做人”,人有各式的人,做有各种做法。叶老说:“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,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,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。”什么是叶老心目中的“够格”呢?首先,要懂得人活着是为了推动社会和国家向前发展,是为公而不是为私。早在1932年,他就向中学生们提出了“何所为而学习”的问题,他认为:“学习不能没有中心;换句话说,学习这个,学习那个,要明白何所为。将趋向‘封建时代的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’呢,还是趋向‘使人类的劳动力无限发展的集体主义’?对这个问题不作决定,学习就像盲人骑瞎马。”这是做人的方向,做人的根本。在现代社会,只有怀有集体主义广阔胸襟的人,才能是一个真正有益于人类、有益于社会、有益于国家的人。其次,要懂得世间某些事物的道理和做法,即遇到问题和矛盾能“知”也能“行”。叶老说:“做一个人必须与物跟事打交道,打交道必须凭藉知和能。你不懂得道理和做法,交道就打不成,你的生活必将一塌糊涂,这如何要得?”有知识,也有本领,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。在现代社会,新的问题、新的矛盾、新的事物不断涌现,各种社会关系益趋复杂,一个“够格”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,他需要的“知”和“能”,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,要求都将比以往高得多。受教育即学做人这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,又将在实践上充实新的历史内容。
    第二,重在“习惯”——这是实现教育宗旨的关键。叶老教育理论的闪光点,不仅是在强调教育的根本目标在养成够格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,而且是在强调“养成”的关键就是要努力培养各种各样良好的习惯。学会做人,质言之,就是要逐步养成各种各样做人的好习惯。叶老要求受教育者个个成为真知真能的人。这“真能”的标志是什么?叶老的观点是:要习惯成自然。他说:“无论哪一种能力,要达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地步,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。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,勉勉强强的做一做,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。”“习惯养成得越多,那个人的能力越强。我们做人作事,需要种种的能力,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。”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,他确信:教育的本旨就在于养成良好的习惯,并且终身以之。习惯,是一种持久而稳定的行动方式。习惯有好的,也有坏的。好的习惯养成了,终身得益;坏的习惯养成了,终身受累,甚至还会殃及旁人、贻害社会。叶老认为,在说不尽的众多习惯中,有两种习惯万万不可养成:一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,二是妨害他人的习惯。所谓“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”,就是对待任何事情都随随便便,想怎样就怎样,不上任何规矩,也根本不想上什么规矩,一切随心所欲。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成了习惯,于是一切真正好的习惯都无法养成。“够格”的要求就在于要严于律己,求其“入格”,一切都无所谓的人,是永远达不到这个要求的。所以,从实质上看,这就是一种不愿接受任何教育的习惯。另外一种是“妨害他人的习惯”,小而言之如随地吐痰、大声喧哗;大而言之如侵吞公物、侵略别国。这些都是以个人至上主义为核心的有害行为。叶老认为,养成好习惯,要从“早”抓起,从“小”抓起。从“早”抓起,就是强调要抓“开端”,抓起始的第一步。从“小”抓起,就是强调要从细微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上注意养成好习惯,这样,才能在对待大事、处理大局上也处处正当适宜。学生在校读书,言行举止多数不是什么关涉社会和国家的大事,然而好习惯就应该从这些细小的事上逐渐培养起来。他说:“养成习惯,换个说法,就是教育。”
    第三,贵在“自得”——这是实施教育的原则。叶老确认,实施教育的关键既在养成种种好的习惯,那么习惯的养成必须靠受教育者自己尝试着去做,尝试着按照规定的要求去做。习惯的养成靠自励,一切知识和能力的获取靠自得;外力灌注是无济于事的,至少是劳多而功少的。对于教育,叶老提出过一条著名的原则,即:教,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。他说:“我近来常以一语语人,凡为教,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。”所谓“不需要教”,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呢?就是:自能读书,不待老师讲;自能作文,不待老师改。换句话说,就是具备了自我教育的本领。在叶老看来,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是一个具备足够的自学能力的人,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自我教育的人;否则,算不得是个受过教育的人。因此,叶老进一步强调说:“所有各级各类学校以及补习、进修机构的主要职能,全都在引导来学的人向自学方面不断进展。”要培养自学能力,教者就必须在“导”字上下功夫。也就是说,善教者必须首先是个善导者。叶老说:“教师当然须教,而尤宜致力于‘导’。导者,多方设法,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,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。”这里的关键是要随时注意“减轻学生之依赖性”。学生对于教师,养成了种种依赖的习惯,这是教育的失败。要理解一个问题,依赖教师的讲述;要记录知识的要点,依赖教师的板书;要知道章句的错失,依赖教师的批改;再进一步,检查自己学得怎样,依赖教师的测试;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,勿使放纵,依赖教师的管教。这样下去,离校以后他还能成为一个具有自治、自理能力的人吗?所以叶老竭力主张,教育工作“如扶孩子走路,虽小心扶持,而时时不忘放手也”。这“时时不忘放手”,正是叶老形象表述的一条教育原则。
    第四,效在“直观”——这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。“纸上得来总觉浅,须知此事要躬行。”教育即读书这种陈腐观念,造成了学校教育单纯地、片面地重视书本知识的偏颇。而叶老则主张教育要求得最佳效果,就必须重视直观。他提出的“直观”,决不仅仅是指课堂教学中运用图片或其他直观教具。它的内涵要丰富、深刻得多。他认为,学校生活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,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,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,实际上就是学习怎样生活,怎样做人,因此,学校应该为学生设置种种环境,让他们能在这种种环境里直接去学习生活、学习做人。在30年代,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的严重弊病,尖锐地指出:国语科光读书固然不妥,“而自然科、社会科的功课也只是捧着一本书来读,这算什么呢?一只猫,一个苍蝇,一处古迹,一所公安局,都是实际的东西,可以直接接触的。为什么不让小孩直接接触,却把这些东西写在书上,使他们只接触一些文字呢?这样地利用文字,文字就成为闭塞智慧的阻障”。直到现在,他对这一点仍然坚信不疑:教育必须重视直观,而直观“就是跟事物直接接触”。从学校范围内说,有条件的要开辟动植矿标本室、理化实验室、图书阅览室、实习工场、种植园地之类;从学校范围之外说,要组织学生到动物园、植物园、博物馆、天文馆、地质馆、科技馆、图书馆去参观学习;再扩大言之,工厂参观,农村访问,社会调查,假期旅行等等,也是使学生从直观中受到教育的好途径。所以,叶老的“直观”论,是教育面向生活、面向实际、面向社会的简要而朴素的表述。叶老强调“直观”的效能,是同他坚信教育的实践性、感染性和综合性直接联系着的。教育不仅要使人“知”,更要使人“行”,要能够实地去做,这就非直接去接触事物不可;教育不仅要诉诸人的理智,更要诉诸人的情感,要能够在情感上受到感染和熏陶,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,而这种情感只有在直接接触有关的人、有关的事物的过程中才能萌发,才能激起波澜;教育不仅要传授某项知识和技能,而且要使受教育者各方面都得到发展,从而真能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,所以必须讲究综合性和整体性,而这种综合性、整体性的教育往往在直接接触事事物物的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实现。叶老的教育理论博大精深,体现了鲜明性和丰富性的统一。
    以上概括的四个方面当然远不能穷尽他的理论建树的全部,但这至少是他理论宝库中的某些精髓。这些理论观点,对于观察、研究、推进我们当前的教育工作仍然具有指导和借鉴的意义。
    注:参考学习资料:《人民教育》2014年第19期刊登的“叶圣陶教育思想与当代中国教师发展”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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